文／陳宜中（作者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中心副研究員） 一九九○年三月三十一日，二十萬英國民眾湧入倫敦的特拉法加廣場，抗議柴契爾的人頭稅政策。當時，鎮暴警察率先攻擊和平示威者，部分示威者遂展開反擊，雙方打成一團。經過了這場所謂的「人頭稅暴動」或「特拉法加之戰」後，柴契爾被迫辭職下台，由同屬保守黨的梅傑繼任首相。 「特拉法加之戰」只不過是「公民不服從」運動的一個近例而已。再往回看，還有六十年代的反越戰運動與黑人民權運動。 已故的美國自由民主主義大師羅爾斯，在鉅著《正義論》中，特別闡釋了公民不服從運動之於憲政民主的重要性。他認為，當極為嚴重的不正義情事在既存民主體制下難以獲得解決時，即便是違反實存法律的反抗運動，都未必是不正當的。照他的說法，正當的公民不服從運動，關鍵的功能正在於捍衛憲政民主的基本價值。 在相對成熟的民主社會，類似於「特拉法加之戰」的公民不服從運動，以及羅爾斯式的自由民主理念，都不是陌生可怕的事物。相形之下，雖然台灣已經有了選舉民主，但是追求政治與社會正義的公民文化卻仍十分淺薄。龍應台的民主謬論，似乎正是此種現象的最佳寫照。 龍應台說「激情的『人民革命』，革掉的會是民主」。她擔心人民拿捏不住分際，不如她冷靜和理性。她問：有了選票，「為何還要談坦克車」？又問：「被一個難以忍受的無格總統所折磨、所懲罰…… 為自己的錯誤付出代價，是不是正是我們和民主制度定下的契約？」 最後這個問題的答案，顯然是否定的，因為我們和選舉民主的「契約」，絕不包括放任民選統治者為所欲為。按照龍應台的邏輯，你手中既然有選票，那還去街頭抗議越戰、人頭稅幹麼？要怪，也只能怪自己選錯人！但這種龍式的民主契約，與阿扁那種「我就是選上了，不然你要怎樣？」的論調，又有何差異？ 龍應台問：「為何還要談坦克車」？但這句話，是不是應該先拿去問呂秀蓮和今天台灣的民選政府？難不成，天安門事件要怪的不是出動坦克的政府，而是手無寸鐵的抗議者？難道，只因為台灣已是選舉民主，所以任何大型群眾運動的潛在衝突風險，都要運動者完全承擔？ 龍應台批評媒體炒作拒馬、紅線、天安門和坦克，可是，不滿、擔心台灣的民選統治者以赤裸裸的國家暴力（包括師法南非種族隔離政權的舊型或新型拒馬、以及紅線後的衝鋒槍、天安門云云）恫嚇乃至於對付抗議民眾，究竟何錯之有？這不正是適時的公民教育，有助於台灣公民更加了解國家暴力的本質，以及嚴加看管國家權力的重要？龍應台不批統治當局動輒出言恫嚇，反把矛頭指向運動者和媒體，這不是「干犯眾怒」而根本是「文不對題」。 龍應台憂心「革掉的會是民主」，這話實在是言重了，而且搞錯了批評對象。試問：「特拉法加之戰」革掉了英國民主嗎？反越戰和黑人民權運動在美國民主體制之下遍地烽火，革掉了美國民主嗎？都沒有，反倒「深化」了英美民主。 更何況，施明德發起的百萬人民倒扁行動，激情有之，但距離「革命」何止十萬八千里？連「特拉法加之戰」那種警民打成一團的情況，充其量也只能算是「公民不服從」而已，說它是「革命」會氣死馬克思和孫中山。目前「合法的」（即遵照集遊惡法申請獲准的）倒扁行動，甚至連「公民不服從」都稱不上，更別提「革命」。 當然，我們的自由民主還不夠成熟，我們統治者的腦袋還充滿了威權遺毒。當龍應台與台灣的統治當局血腥化、妖魔化即將到來的倒扁行動時，任何常見於民主體制下群眾運動場合的小規模衝突，都有可能被拿過來大做文章，甚至變成鎮壓、反制的藉口。基於此，我們必須呼籲「百萬人民倒扁行動」的每一位參與者，務實地貫徹「自我克制」的原則。 歸根究柢，以台灣低落的民主水平，浪漫的革命想像大可不必，甚至連「特拉法加之戰」的衝突場景都不必幻想。如果百萬人民倒扁行動能為台灣的準公民不服從運動立下歷史典範，能為大家（包括龍應台）上幾堂深入淺出的公民教育課，那其實已經功德無量。 【2006.08.27 中國時報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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